中国器官移植历年变迁
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连接生死。2015年，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器官移植的“春天”还倏忽来到。对于不幸离世的器官捐献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在陌生人身上得以延续；对于接受捐献成功移植器官的人来说，他们重获新生。器官捐献移植的链条中，每一个环节中的人物，包括捐献者、协调员、分配系统设计者、移植医生、接受移植的病人等等，都是连接生死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2016年全国两会，黄洁夫，这个以推进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闻名的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一如既往地将自己最核心的关注点，落在“器官捐献”上：他将提议，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范围。
2015年，黄洁夫刚刚获得两个大奖：顾氏和平奖、吴阶平医学奖。这两个奖，一个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和平奖，一个被誉为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黄洁夫先后获得这两个大奖的主要原因一样：他在推进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5年被誉为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是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中国移植界医生的梦想。事实也证明了黄洁夫当初的预言：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去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共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2014年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完成了2713例。
“同时，这也是我们器官移植存活率最高的一年。”2016年1月21日，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黄洁夫告诉笔者。
而此前，黄洁夫刚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时，“也有一些好心人，问我说会不会停掉死囚以后，中国器官移植就走下坡路了？甚至有一些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寒冬时间到了。我就告诉他们，是春天到了”。
2015年以事实证明了“春天”的到来：国际移植界曾发布对中国移植界的“三不”政策宣告结束。本来，因为使用死囚器官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移植界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中国移植界一直面临“三不”：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组织。2015年10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器官捐献移植大会上，中国正式加入器官移植国际组织。
中国公民捐献例数迅速增长，各地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发展迅速，官方也开始放手大力支持。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庄一强透露，2015年底，国家财政拨了2000万元给基金会，用以运营基金会管理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以下简称COTRS）。
器官是关乎生死的稀缺资源
一年实施近12万个器官移植手术——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调研得出的2013年全球器官移植情况。“但这只能满足不到10%移植等待者的需求。”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COTRS系统设计者王海波告诉笔者，这意味着，全球一年起码要做120万台器官移植才能满足全球器官移植的需要，而之所以没能满足需求，最关键的是可供移植的器官稀缺。
中国需要多少器官？尽管2015年完成的器官捐献例数，甚至超过以往历年捐献例数的总和，但显然仍然严重地供不应求。COTRS系统科研部主任、数据总监江文诗给出的数据是：截至2015年12月31日，系统上肝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排队，肾脏移植有2万多人在排队。这是扣除了去年已经成功接收移植后，仍在等待重生希望的人数。
等待者仍在持续增加。江文诗举例说，2015年，中国成功完成肝脏移植2000多例、肾移植5367例，但2015年肝脏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肾脏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万多人，供需差距进一步扩大，“最长的等待名单肝脏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等，肾脏移植就有2000多人在同一个医院等待接受移植”。
在黄洁夫看来，资源越稀缺，越凸显出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一，如何保证资源来源；二，如何界定谁能获取这种资源。在过去的十年里，解决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尤其是保证活水源头，成为整个事业的基石。
----分享感控小知识 共建美丽新附二----
2016年全国两会，黄洁夫，这个以推进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闻名的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一如既往地将自己最核心的关注点，落在“器官捐献”上：他将提议，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范围。
2015年，黄洁夫刚刚获得两个大奖：顾氏和平奖、吴阶平医学奖。这两个奖，一个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和平奖，一个被誉为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黄洁夫先后获得这两个大奖的主要原因一样：他在推进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5年被誉为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是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中国移植界医生的梦想。事实也证明了黄洁夫当初的预言：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去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共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2014年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完成了2713例。
“同时，这也是我们器官移植存活率最高的一年。”2016年1月21日，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黄洁夫告诉笔者。
而此前，黄洁夫刚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时，“也有一些好心人，问我说会不会停掉死囚以后，中国器官移植就走下坡路了？甚至有一些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寒冬时间到了。我就告诉他们，是春天到了”。
2015年以事实证明了“春天”的到来：国际移植界曾发布对中国移植界的“三不”政策宣告结束。本来，因为使用死囚器官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移植界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中国移植界一直面临“三不”：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组织。2015年10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器官捐献移植大会上，中国正式加入器官移植国际组织。
中国公民捐献例数迅速增长，各地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发展迅速，官方也开始放手大力支持。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庄一强透露，2015年底，国家财政拨了2000万元给基金会，用以运营基金会管理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以下简称COTRS）。
器官是关乎生死的稀缺资源
一年实施近12万个器官移植手术——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调研得出的2013年全球器官移植情况。“但这只能满足不到10%移植等待者的需求。”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COTRS系统设计者王海波告诉笔者，这意味着，全球一年起码要做120万台器官移植才能满足全球器官移植的需要，而之所以没能满足需求，最关键的是可供移植的器官稀缺。
中国需要多少器官？尽管2015年完成的器官捐献例数，甚至超过以往历年捐献例数的总和，但显然仍然严重地供不应求。COTRS系统科研部主任、数据总监江文诗给出的数据是：截至2015年12月31日，系统上肝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排队，肾脏移植有2万多人在排队。这是扣除了去年已经成功接收移植后，仍在等待重生希望的人数。
等待者仍在持续增加。江文诗举例说，2015年，中国成功完成肝脏移植2000多例、肾移植5367例，但2015年肝脏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肾脏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万多人，供需差距进一步扩大，“最长的等待名单肝脏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等，肾脏移植就有2000多人在同一个医院等待接受移植”。
在黄洁夫看来，资源越稀缺，越凸显出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一，如何保证资源来源；二，如何界定谁能获取这种资源。在过去的十年里，解决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尤其是保证活水源头，成为整个事业的基石。
----分享感控小知识 共建美丽新附二----
